诗写人生路 _大公网

中国无疑是世界上诗歌历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如此溯源,中国的诗歌史应该超过了二千年以至数千年吧?中国还是一个诗歌大国,中国的诗歌史可以说是中国的半部文学史,诗歌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可谓源远流长,至今诗脉生生不息,而且诗歌作品的数量巨大无比、诗歌作者无可胜数,诗歌对中国的文学事业发展,以及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至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小孩的启蒙教育,往往是从诗教开始的。而我个人,自懂事开始,至今六十多年的人生,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一直在用诗歌、用写作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不管是孩提时期,还是读书时代,亦或是在职业生涯,诗歌,总是在人生的路上。如今退休了,相信诗歌一定会以另一种姿态,与我相伴余生。

谨以此文,作为我前半生的一份小结和纪念,更作为退休生活包括新的创作的一个开端。

我出生在粤北的九连山区,世代都是贫苦农民。“九连山”的意思是一座一座的山峰连在一起,可见山之多、山之深,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大山区。父亲少年英俊,村里的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娶的妻子没有生养,就与我的祖父商量将我父亲过继给他做儿子,即所谓的“祧”,我父亲因此有了机会去读书,从小学、初中,一直读到了高一。那年地主家儿子的妻子突然生了个男孩,地主家就将我父亲退回我们家了,父亲也从此失去了再读书的机会。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毕竟成为了村里唯一上过县城中学的高中生。为了回报家乡,父亲辍学后回到村里,就动员村里人建起了初级小学,自己则做了义务的教师。新中国成立前,父亲由政府动员做了乡干部,负责村里粮食的保管工作。1950年父亲因土匪暴动造成的冤案而入狱三年,一直到1987年底才平反。父亲出狱回乡后,戴着一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在村里务农,低调做事做人。那时候农村非常贫穷,我家则更穷,因为父亲的身份,不能与大家同工同酬;母亲既要帮助做农活,又要照顾我们这几个孩子,所以一年辛苦到头,不仅没有分红,还年年在生产队超支。三年困难时期,那份穷苦自不必说,一直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家还要吃树根、野菜。好在有好心的亲戚帮助,加上父亲在监狱期间学会了帮人打毛衣、打棕绳,母亲则给人做针线活,赚取极少的收入,这样才得以熬过那些饥饿的日子。其实,这种贫苦我们还可以承受,难以接受的是因为父亲的身份,让我们在心灵上受到的那种侮辱和打击。这种心灵创伤,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是读书人,加上牢狱的磨练,使本来性格柔和的他做事做人更加小心翼翼。逢年过节,村里许多人都要他写春联,红白喜事,都要他帮忙,因此父亲还不至于在各种“运动”中受到皮肉之苦。然而每一次的“运动”父亲都要被要求参加学习班,一些的“斗争会”还要去“陪斗”。记得有一次我给参加学习班的父亲送饭,他们正在组织学唱新歌曲《战士歌唱东方红》,我也学着哼起来,没想到居然当场就学会了,至今依然还会唱。那时候的家乡,冬天非常寒冷,没有任何娱乐又无所事事的一些村民,晚上总是要聚到我父亲的房间,听他“讲古”。父亲讲的多数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薛刚反唐”、“二度梅”等等,有时候还唱几句粤剧选段,村民们往往百听不厌,与父亲一起睡的我也听得十分入迷。

我们村是典型的客家半围屋建筑,至今已经有三百年历史,我们家则是泥砖土壁的三间小房子,父亲住的那半间只有不到十五平方米。在房间里面的门楣上面,父亲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室雅何须大”,是父亲的书法。小时候的我完全不懂其中的意义,但这幅字却似乎对我有着特殊的魔力,我经常望着它出神,总觉得它有着难以言传的神妙之处。就是这幅字,伴着我的童年一起成长。它让我爱上了读书,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班上最优秀的,而且一直做班干部;它让我爱上了写作,我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班级以至在学校展览。初二的时候,家乡下了一场大雪,我居然写了一首所谓的“七律”《冬雪》,受到语文老师的好评。感谢当年的“教育回潮”,让出身不好的我能够在1972年夏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并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公社的“五七中学”,入学后不仅当了副班长,还当了学校篮球队和文艺队的队长。高中两年,我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更进入了人生中第一个学习写作的高峰。那时候的学校搞“运动”多,学习和功课很少,我就自己学习学创作,写诗歌、散文,写小说、剧本,甚至还创作歌曲。高二那年的5月4日,县文化馆出了一期“五四专刊”,刊载了我的诗歌《崖(我)唱山歌批》,这是我的习作第一次变成铅字,据说这在我所读的中学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当时的校长帮我将作品投寄到县文化馆去的。

高中两年,与全国一样,学校的课程学习很不正常,倒是劳动、配合“运动”的活动很多,我就一头埋进了自学之中,其中还学会了查四角号码字典。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我那个时候就与后来调到四角号码字典的创始人王云五的家乡中山市工作结下了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通过自学,才知道父亲在房间里写的那句话,原来是来自清代郑板桥的诗句:“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呵呵,出处果然不凡!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记得父亲曾经将我的两句诗“春华正茂求佳卷,年衰亦望卷成章”写成条幅挂在我的房间里,这也许是他作为对我的表扬和鞭策吧,而这,正好与父亲的“花香不在多”构成了一个呼应,真有意思。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村里务农。最初是担任生产队队委兼记分员,还负责嗮稻谷兼仓库保管员。不到半年,公社推荐我去县文艺轻骑队学习了一个月,这段经历对我作用很大,除了学习了一些文艺特长,更借这个机会接触了更多的书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城借来一本别人的歌曲手抄本,自己也用笔记本抄了一次。里面尽是文革前的优秀歌曲,其中的安娥的《渔光曲》歌词至今还让我印象深刻,它对我此后的诗歌创作和歌词创作影响很大。县城的培训结束回来后,大队又让我做了民办教师。不久,我被选派去公社医院学习了两个月,回来做了大队的赤脚医生,接着又兼了兽医。这一段时间,虽然工作压力比较大,双夏时还要参加农忙,但我同样坚持业余创作,陆续在县文化馆的刊物发表了一些作品,这在我们家乡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因为我能够不断有作品出来,加上各方面都表现都很好,1976年6月,经推荐公社选拔我当上了公社放映队的放映员。放映队只有队长、也就是我的师傅和我两个人,工作非常繁忙辛苦。除了要在公社的电影院放映,更要下乡到生产队放映,最远的地方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崎岖山路,这些地方当时多数还没有通电,我们要带上小型汽油发电机自己发电。农村的晚饭很晚,通常要晚上九点钟才开始放映,一放就是两个片子,放完就是半夜十二点甚至是凌晨一点了。从电影预告、公告,到幻灯片制作、放映、发电,以至修补胶片,都是我们自己做,常常忙得不可开交。那段时间我几乎变成了夜猫子,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好在年轻,居然天天乐在其中,一点也不觉得苦累。但在内心里,却很有些苦闷,因为父亲是劳改释放犯,那时候当兵、做工人、上大学、转干,都没有自己的份儿,倒是一些读书成绩比自己差、表现也不怎么样的同学一个一个的都有了这些机会。无奈之下,我只好将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闲暇时就闭门读书写作,也常常与公社的朋友们喝酒解闷。这个时候,我的创作已经在县里有些名气了。

古语说得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的机会来了。因为准备不足,尤其是中学时代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有正式读书,加上政审依然十分严格,第一年我没有考上。第二年,不管家里和朋友的反对和劝阻,我还是坚持边工作、边复习,居然考上了,成为了恢复高考后我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一天早上,乡亲和朋友们敲锣打鼓将我送上了通往县城的班车,我要从县城转车去大学报到。

我考上的是惠阳师范专科学校,地处美丽的惠州西湖,古惠州的人文圣地之一,前身是丰湖书院,岭南大才子宋湘曾经在此讲学,丰湖书院的对联“人文古州邹鲁,山水小蓬瀛”也名气很大。大学三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在这里,我收获了学业,收获了写作,更收获了爱情。到了大学读书后,第一次参加同学的老乡会时,与互相还不知道名字的一个师妹谈谈起了写作,她说她在县里的刊物看到一篇《初春》的散文写得很好,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作者?天啊,这个作者就是本人哪!原来高考复习的时候,我曾经为应考提前练笔试写了几篇文章,到大学读书后,适当修改成散文寄给了县文化馆的刊物,他们刊载了《初春》这一篇。由此,我与师妹成了文友,很快又发展成了恋人。应该说,《初春》成了我们的媒人。

大学时代,我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高潮,与高中时代一样,什么体裁都写,还在学校的校刊、地区和县里的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作品,主要是诗歌,比如《生命的觉醒》《爱的自白》,还写了小说《中秋月》《未成熟的……》,当然也有课程安排的论文如《一曲清雄豪迈的壮歌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浅析》,等等。那时候,更多的是向省和国家级报刊投稿,但收到的除了退稿信,还是退稿信。在我陷入无限彷徨的时候,女友对我说:“你就是写诗的命!”一句话,如同醐醍灌顶,让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从此,我决定今后主攻诗歌创作,并对女友立下誓言:一年后如果没有在省一级报刊上发表作品,就自认不才,并自觉放弃对她的追求。也许是诗歌之神眷顾我,或者是爱情之神关照我,半年后,我终于在大名鼎鼎的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发表了诗歌《北风吹过》!能够在每天数以千计的自然来稿件中被编辑选中,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就这样,我的创作之路终于基本定向,更重要的是,就凭着这首诗歌,我搞掂了爱情,毕业之后三年,师妹终于变成了我的妻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着,如何将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与师妹谈恋爱的那棵相思树保留下来?那是一个初春的晚上,我大胆邀请师妹一起去看了一场日本电影《生死恋》,回学校的路上,微微细雨中,我们打着伞,依偎在西湖边的相思树下谈了很久、很久……

写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在我人生的道路上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老家县城的附城中学任教,业余文学创作自然还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三年后,我突然想转行从事文化工作,于是就试着写了一封信给刚上任的县委书记,附上我发表的主要作品,申请调到县文化馆去。没有料到书记很快就让教育局通知我,暑假就正式上班,不过不是去文化馆,而是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说县里正缺秘书人才。就这样,我由此糊里糊涂地走上了从政的路子,开始做起了“官样文章”。

从事秘书工作非常辛苦,除了日常的政务工作,更有繁重的公文写作任务。即使这样,我还是保持着文学创作的爱好,不久还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商量,大家凑钱办起了县里第一个民间文学社野草文学社,同时办起了县里第一份民间文学报《野草》,我任社长和总编辑。这份报纸除了让我们有了自己发表作品的阵地,还激励和影响了许多青少年,让他们走上了创作的路子,据说至今在县里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那个时候,国家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千军万马都向着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靠拢。经过五、六年的历练,虽然我已经从一个平常秘书升级为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但凭着一股热血、一个挑战自己的想法,我写了一封信给珠海的朋友,同样附上发表的主要作品,想调往珠海特区工作。珠海市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正在办理赴美国留学的手续,急需有人接班,加上我个人的情况很合适,因此珠海方面很快就同意了。谁知报告县委书记后,他大发雷霆,坚决不放我走。经过将近半年的周折,我才如愿调到了珠海市委办公室工作,按照珠海当时的规定,我必须从正科级降为科员,一切从零开始,但我还是毫不迟疑地签了这个“不平等”的协议,于1988年初顺利调到了珠海。

在经济特区工作,要求高了许多,压力大了许多,但视野也开阔了许多。我开始在两条轨道上走起了自己的人生职业之路,一条是秘书工作,另一条是以诗歌为主的文学创作。秘书工作方面,我主动提出分担一些原本由办公室领导负责的工作,成为了办公室的文秘骨干。那时候的工作确实非常辛苦,经常加班加点,而我则因为需要负责许多文件的文字最后校对审核,故基本上每周都有两个晚上是通宵工作的。比如市委书记的讲话,一般都是当天下午我们将稿子拿到印刷厂,那时候还是铅字印刷,需要一个一个地检字,排版后初审后再修改、检字,往往需要第二天凌晨才能付印,而我则负责正式印刷前的审核、印刷好后将讲话稿送到领导家里,这样就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此外,除了完成繁重的公文写作和行政杂务等任务,我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开始关注和思考珠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并主动参与一些重要活动。珠海是一方热土,只要稍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人,都会为热气朝天的开发建设情景感动,都会为日新月异的变化所吸引,从而摩拳擦掌投身其中,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

1991年下半年,珠海市政府组织“为珠海建设献计献策”活动,我撰写的《珠海西区建设亟需建立领导协调机构》一文被评为十大建议奖的第一名,此文很快被市委市政府接纳提交给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并于1992年初正式成立了西区建设指挥部而进入实施。此事一时传为佳话。而我的诗歌创作,也开始将如火如荼的特区建设作为主题来展开,珠海市的报刊、省里的报刊陆续出现我的这类作品,引起了广东文学界的关注。其中《崛起》发表在南方日报副刊上,据说是本土作家第一次在省级大报发表体现珠海特区开发建设主题的诗歌,引领了全市的创作风气,也将我推到了珠海文学创作的第一线,成为了主力作家,我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主旋律、大题材的作品慢慢多了起来。

人生亦官亦文双轨路,就这样走了五年,我从一个科员、科长,走上了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的岗位,负起了更大更重的责任,而文学创作也在珠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这样沿着两条轨道,我走向了更宽更远的前方。

基于我平时的表现,包括写作能力和创作的成果,尤其是《西区建设亟需建立领导协调机构》建议进入实施并取得明显成效,1992年初,珠海市委将我派到了西部的平沙区挂任副区长。那一批挂任县区领导的有四个人,我是唯一从科长提升为副处级去挂职的,这在珠海市还是首例,据说至今为止还是唯一的一例呢。

从市直机关到地方基层,所做的工作更贴近实际了,怎样与文字发生关系,或者文字如何为具体的工作服务?这是很大的挑战。区里分工我负责分管宣传文化、公共关系工作,我通过调研,根据“雁落平沙”这个典故,以及平沙是一个移民地区的特点,确定了“雁文化”作为平沙的主打文化,办起了区里第一本《平沙雁》杂志,创作了《雁落平沙》主题歌,配合区里设计建造了雁落平沙大型形象雕塑,从而确立了平沙的地区形象品牌。后来我还协助负责外经外贸工作,根据平沙的民间传说,编写创作了一个“雁落平沙”的动人故事,并邀请了全国作家诗人来采风,创作了一批作品,从而在文化上推动了平沙温泉等项目的招商工作,提升了平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995年,我调回市里担任体改委领导,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我的主业,所涉及的范畴更加广泛,并极具挑战性,文学创作的主题和形式也相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开始撰写社科理论文章,其中《珠海经济特区与可持续发展》是最早研究珠海可持续发展的文章,几年里类似的文章写了不少,还与同事合作出版了全国首部“资产经营”丛书。

这个期间,在文学上我则从原来的“小我”完全走向了“大我”,开始创作大量反映珠海以至国家改革开放主题的诗歌。比如1992年初写的《特区打工妹》,应该是全国最早的打工诗歌之一。我还几乎成了珠海市的“御用文人”,每逢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宣传文化部门都要向我约写歌词或朗诵诗,首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主题歌《蓝天的盛会》就是我的作品。珠海经济特区15周年庆祝晚会,我创作的大型朗诵诗《大海蓝天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还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体现珠海开发建设内容的电视诗歌和散文。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到目前为止,我都是用诗歌书写珠海、赞美珠海最多的人之一。说到这里,千万不要以为我在不务正业,实际上我主持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做得风生水起、成效突出的,在广东省以至全国都很有些名气和“江湖地位”,其中市场管办分离、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等还成为了全国的典型。

在体改委呆了三年之后,根据我的优秀表现和优良政绩,1999年初市委派我担任珠海市城区香洲区委书记,这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相当于在“皇城根”担任一把手。刚刚到任,就要进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市容市貌大整顿、迎接澳门回归,每天都像打仗一样,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工作压力山大。这些工作才告一段落,全国最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又拉开了序幕。这是一项社会各界认为难于上青天的大工程,主城区26个村,要在三年内完成改造并建设文明社区,拆迁和建设工程复杂而巨大,尤其是社会工作十分复杂难做,甚至对于自己任职安全和家庭人身安全,都有不少的危险。然而,我义无反顾、无不迟疑地投入了所有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不仅很好地推进了工作,还因为在政策的制定、改造的方式、规划和建设的要求、群众工作的方法等方面做了许多积极大胆而又有效的改革探索与实践,使得这项工程成为了全省、全国推广的典型。这项工作的成功,原因很多,但以诗人的情怀在大地上写诗的认识、姿态和行动,应该说起了重要的作用。

担任香洲区委书记的近四年时间,确实工作太忙,我的诗歌创作少了很多,但质量却高了许多,能在国家级和省级报刊陆续发表作品。这个时候,我的工作一个突出特点是,更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和用文化、用媒体力量促进工作。我第一次发现了香洲的人文特质,并用两句话概括提炼香洲的人文历史“香洲:一百多年前中国从大陆经济大陆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缩影,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封闭经济封闭文化走向开放经济开放文化的窗口。”这两句话一直印在我个人的名片上,从香洲、珠海、中山,一直到现在都伴随着我。我还将城市建设管理的实践经验提炼成了“大城管”理论,并撰写了长篇论文阐述了“大城管=小城管+社区管理+城市经营”这一模式,受到上级和各界的肯定和好评,为全国的城市管理提供了有益经验。

由于在香洲区工作的优秀表现和优异业绩,2002年,组织上将我提升为珠海市委常委、秘书长。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得全国各地风声鹤唳,人们提心吊胆。我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精神所感动,创作了诗歌《以生命的名义》,先后在羊城晚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2003年6月9日,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了同名大型电视节目,并以我这首诗歌压轴,由赵忠祥、王馥荔、周涛、等近三十位著名主持人、演员、朗诵家共同朗诵,在央视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抗击非典影响最大的文艺专题节目,并引发了至今长盛不衰的《以的名义》标题热。而我,也由此正式进入中国的诗坛,知名度大大提升,我的使命感写作之路也由此走进高潮。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新中国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我都会奉献出自己的长篇诗章,由此而被诗歌界和社会誉为“时代诗人”。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最早倡议并发动全国性主题征文活动,第一时间创作了《你是光,你是爱》《祖国在,武汉不会流浪》等歌曲作品,在人民网、学习强国等海内外媒体刊发、播出,受到各界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版本最多、流传最广的作品,其中《祖国在,武汉不会流浪》成为中国文联的中国艺术网抗疫诗歌专题的总题目,为疫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力量。广东省作家协会今年4月份向中国作协上报全省两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作家,我是其中之一。

能够一直的走着这一条“诗写人生路”,是人生一种难得的缘分和福分。我想,在走着走着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如何好好回报这种宝贵的福缘了。

2004年,组织上将我调到了中山市任职。在调到中山之前,省里发布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我联系省里几个文化人和媒体人,在珠海举办了一个沙龙,讨论如何建设文化大省这个课题,我则提交了一篇散文《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远?》。刚刚到中山报到,恰好羊城晚报刊发了,无意间成了我给中山的见面礼。文章中,我在结尾提出了“香山人文”的概念,此后坚持跟踪和生发这个课题,一直到今天。

中山古名香山,1152年建立香山县时包括了现在的中山、珠海和澳门,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家乡。能够到伟人家乡工作、生活,确实是我个人的一种非常宝贵的缘分和福分,我必须十分的珍惜,必须全身心投入工作,同时发挥和利用自己写作的特长和优势,尽心尽力为中山的建设发展进步服务,尽可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从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到市政协主席,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到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随着各个岗位的变化和各项业务工作的推进,我的写作事业也进入了人生最繁盛的一个高潮。

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日,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人文社科作品,并策划组织了大量包括孙中山文化高铁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行等一系列大型人文活动,推荐和带动了更多的文艺人才和优秀作品,有效地扩大了中山的知名度和软实力。

我通过研究,不断总结中山的人文特色,提炼成中山的人文精神,让当地人和外地人对中山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我提出并推动中山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获得成功,策划并推进“八大文化工程”建设,提高了中山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

我大胆策划运作,实现了在台湾的报纸旺报每周开辟两版中山日报的设想,为全国首创,得到中宣部的表扬。

我大胆革新探索,力推中山日报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合办中山出版公司,为全国的报刊和出版机构改革提供经验。

我按照市委的要求,牵头制定全国第一个全民修身十大行动规划,组织为期五年的中山市全民修身行动,成为全省和全国的典型。

我主持策划并推进香山建县86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集纪念、文化活动和实体建设、民生实事于一体的系列大型活动,促进了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升了中山的竞争力和知名度。

我考证了香山建县的具体时间,倡议建设了香山城市原点,策划香山沉香人文活动,为大香山沉香品牌定名“香山香”并将知识产权无偿捐献给社会。策划并组织中山市成功申报最具幸福感城市、翠亨旅游景区升级5A、全民修身行动等。

我为大型史诗电视剧《辛亥革命》和《下南洋》等创作主题歌,创作了包括在海内外巡演、在央视播出的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以及《南越王赵佗》《海上丝路》《咸水歌》《宋庆龄》等近二十部的大型舞台作品和大型史诗,填补了许多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空白。我力倡力行多文体写作,将文本升级成为音频、视频和现代多媒体产品,使得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走出“小众”的圈子,走向大众、走向基层、走向社会,大大扩展了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我创设政协文化公益贡献奖,策划组织发动社会机构和文化人进行大量的文化公益、文化慈善活动,首倡并推行“文化民生”、政协委员文化公益贡献奖。

我为中山、家乡和许多地方义务创作大量的剧本、诗歌和歌曲等,被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西南大学等十几家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国内外的讲坛和大学等义务授课作讲座,宣扬中华优秀文化,弘扬真善美和正能量。

我千方百计通过落到实处的文化工作影响中山的专业镇、集群产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特色小镇和乡村振兴建设。

我提出了“天地人和,政协力量”的中山政协人文精神,倡导文化民生与“和文化”,“人文型政协”建设成为中山政协品牌。

我2007年首倡“孙中山文化”概念并成为中山第一城市名片,通过十年坚持不懈的孜孜努力,从中山市命题,2011年成为广东省命题,2019年2月18日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命题、国家战略。

基于我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我被先后选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和省社科联顾问、省音乐家协会顾问、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还被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南大学等十几家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基于我在孙中山文化,以及人文社科方面的建树和影响力,2019年,我被吸收成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还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以上这些含金量极高的身份都是不容易取得的,我非常感恩香山这个地方,感恩孙中山先生,确实,能够在大香山地区工作,能够在伟人故里生活,是我永远的福分和缘分,没有这两条,我根本不可能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

罗列了那么多事例,并不是黄婆卖瓜,而是想诠释一个好时代是如何给人创造好机会的。相对于社会给予我的,我所做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也是永远做不够的。白驹过隙,人生苦短,在未来的日子里,唯有继续孜孜坚持“诗写人生路”,永远以初心、以情怀,永远用辛勤、用奉献,来回报人生的缘分和福分。这是我一生无可回避的选择和责任、一生义不容辞的义务和使命。

(作者简介 丘树宏: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多间大学客座教授,中山市政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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